2011年10月20日中午，利比亚的苏尔特城外，一条排水管道内藏身着69岁的卡扎菲。他在利比亚执政长达42年。几个小时后，他被抓捕并身亡于骚乱之中。许多人认为这是他自己导致了政权的崩溃，但实际上，数月前在纽约联合国大楼上，那几只同时举起的手才是真正将他推入绝境的原因。可以说，安理会最让人担心的，不是五常之间的争吵，而是他们何时不再争吵，突然齐心合力时的后果。统计显示，自1946年安理会成立以来，五常共投出了300多次否决票。所谓的否决权意味着只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一个国家反对，该提案便无法通过。这就像每个国家手中都有一张“拒绝讨论”的牌。预计到2025年2月，苏联和俄罗斯共使用了161次否决，紧随其后的是美国93次、英国32次、中国21次和法国18次。在2023到2025年这两年间，否决票使用量接近20张。2025年9月18日，安理会召开千次会议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共同提出一项草案，要求对加沙地区进行无条件的永久停火。最终，这项草案在14票赞成和1票反对的情况下遭到终止，而唯一的反对票来自美国。中方代表感叹，2023年10月美国首轮否决时，冲突已经导致近3000人遇难，而到提案被否决时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5000人。只要有人反对，谈判的空间仍然存在；一旦反对声歇息，真正的危机才会来临。

许多评论将这种状态描述为“安理会瘫痪”或“大国失灵”，但真相往往与此相反，频繁的否决票表明各方仍在博弈与留有余地，没有决意彻底封死某个可能的选项。在2011年2月，安理会通过了第1970号决议，实施武器禁运、资产冻结及出境限制，全体15票一致通过。而在3月17日，通过的第1973号决议则宣告设立禁飞区，并授权实施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”，最终以10票赞成、0票反对和5票弃权通过，俄罗斯、中国、巴西、印度和德国选择了弃权。弃权在安理会中有特别的含义，它表示不予阻挡。当大多数代表达成共识时，不阻拦本身就等同于给了行动绿灯，因此北约战机随即介入，卡扎菲由权力顶端滑入绝境不过短短一年。

伊拉克的情景则是另一种示例。1990年8月2日，萨达姆的军队侵入科威特，紧接着安理会通过要求无条件撤军和经济制裁的决议，11月29日的第678号决议授权“使用一切必要手段”迫使伊军退出科威特。这时的投票结果是12票赞成、2票反对、1票弃权，弃权者是中国。此票并非赞同，而是示意放行。结果，在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“沙漠风暴”中，伊军迅速溃败，然而真正的代价却在战后十余年里持续发酵，制裁与赔款机制延续，使伊拉克付出了524亿美元的战争赔偿，直到2022年最后一笔才清偿，致使一个军事强国遭受重创。

将这些事例并列，不难看出冷酷的机制。当五常中没有一方有意愿或能力对受影响的国家提供实质制约时，手里举不举、举多少，已不再重要。真正令人担忧的在于，曾可踩刹车的人已选择撤离，几只手的齐举并非因为团结，而是因为连最后一个可能刹车的选项，也已不再踩踏。

还有一种误解需要澄清，五常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公正。五常之所以成为常任理事国，乃是1945年时实力分布所致。只有利益一致时，决议才能形成落实的动力，而利益不合则意味着通过否决票为自身构建安全壁垒。因此，“全票通过”并不代表“五国认为这是对的”，而是指“五国计算后决定不干预更为划算”。

此外，印度、德国、日本和巴西组成的“四国集团”寻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尝试未果，发展缓慢，近30年内没有实质性进展。究其原因，这几国在其他问题上虽能争论不休，但对“权力不可以分给外人”这一点，倒是心有灵犀。若真扩大常任理事国，意味着否决权将被稀释，坐拥权力的国家自然不愿意碰这一底线。最终，全票通过看似整齐，却是各国利益恰好相符的结果，而非共同认同的公道。

尽管全票通过的情况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某国的灾难，真正的关键在于，这一表决中所握有的力量与权势。2026年6月15日，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中国提出的第2822号决议，延续联合国对阿富汗的援助至2027年，旨在协调援助、促进政治对话及保障人权，其背后的力量亦至关重要。